在隋末的动乱如火如茶地发展到最高潮时，只有一个地方远离漩涡的中心，始终不动声色。这就是今日山西省省会太原（并州）一带。镇守此处的人，正是太原留守李渊。太原作为拱卫首都长安和洛阳的北方军事重镇，亦被称为北都。作为皇帝的经济根基，太原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被赋予了整个太原辖区的全权，即最高军政长官，乃太原留守。担任太原留守一职者，都必须是和隋皇室有着特别的关系，受到炀帝信任的重臣，李渊正好符合这一些条件，并因此而得以出任太原留守一职。
李渊与建立隋朝的杨坚一样，也是出自于关陇系统主流。其祖父李虎出身于武川镇，乃西魏建国的功臣，为西魏权力中枢八柱国之一。陈寅恪先生认为，虽然人们经常说唐室出自于汉族名门赵郡，唐室自己也自称来自于陇西狄道的李氏，但我们如果从唐室李氏曾经长期在武川镇担任守卫边关的任务，还曾经使用过胡姓“大野氏”这一情况来看，那么应该说唐室与隋室同样，似乎也属于鲜卑等北方民族系统，或者是与北族相近的汉族。
除了上述出身以外，前面说过，李渊的母亲乃独孤信的女儿（四女），与隋文帝之妻独孤氏（独孤信的七女）是姊妹。因此，李渊与隋炀帝，实际上是同一个时期的表兄弟。李家与隋室之间的关系如此之近，按照道理来说，应该是隋朝的积极支持者。
李渊从小丧父，很年轻时就承袭了家业，总会给人以少年老成的印象。加之李渊不拘小节、行侠仗义的作风，让其颇具人望。与李渊形成了对照，炀帝是一个十足的独裁者，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裁决，而且猜疑心超乎常人。因此，隋炀帝对于这一个本来可以作为自己的依靠力量的李渊充满了戒心。在李渊患病时，炀帝甚至希望李渊赶快病死。
不过，隋末严峻的形势不允许仅凭这一点怀疑就犹豫不决。炀帝无奈，还是委任李渊为太原留守，然后又派遣心腹王威、高君雅两人担任副手，监视李渊。炀帝如此戒备李渊，除了前面所说过的李渊的家世、人望等原因之外，还有其他的理由。当时，社会当中流行着一首童谣，说是“桃李子”将会成为下一代君主。这一个“桃李子”被认为是指姓李的人。所谓的童谣，就是儿童之间传唱的儿歌。在中国历史上，假托流行儿歌来有意识地预示未来的情况十分常见。因为隋炀帝自己也深知这一点，所以他对于李姓之人非常的敏感。当时，隋末群雄之一李密就被隋炀帝认为是最大的威胁，而李渊也被视作是其中的威胁之一。
在上述背景之下，李渊暗暗地积蓄实力，收留或者藏匿逃亡兵士，以及被官方追捕的人；假借巡视辖区内之际。积极网罗各种人才。在这一段时间，作为李渊的左膀右臂，并且给他以巨大帮助的，乃是他的两个儿子，即李建成与李世民。不过，关于李渊究竟是怎么想的、何时下定决心起兵反隋？这一方面的情况，李渊对谁都没有透露。于是，李世民等人为了促使父亲尽快起事，便策划了一个计谋。
在太原附近。有一个晋阳宫。这是炀帝在全国各地设置的离宫之一。虽然大家都不知道炀帝何时前来行幸，但晋阳宫里面也还是配备了不少漂亮的宫女待命。负责管理这一些宫女的宫监裴寂是李渊的心腹。有一天晚上，裴寂和李渊在晋阳宫里面，由宫女服侍，一起饮酒。作为臣子来说，这是绝对不可以饶恕的犯上行为。当酒喝到高潮时，裴寂告诉李渊，犯下如此大错，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促使了李渊当场作出起事的决断。据说，这实际上是裴寂与李世民私下串通好的结果。
对于上述插曲的真实性，虽然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判定，但不管怎么说，优柔寡断的李渊终于作出了决断。李渊杀掉了炀帝派来监视自己的王威和高君雅，从各地汇集了三万兵力，于大业十三年七月，树起了反隋的大旗。
李渊的军队从太原沿汾水南下，目标直指长安。因为自炀帝即位以来，洛阳成为了事实上的首都，所以隋末群雄的目光也都盯着从洛阳周边到连接南北的大运河沿线，并在这一带反复展开激烈的争夺。
与此相对而言，长安附近当然也有反叛势力。不过，其规模都比较小，不像东方各地那样子，各种势力强大的反隋集团相互激烈征战。倘若对于当时的状况，从空中加以鸟瞰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发现，长安附近宛如一个死角或者真空地带。长安城虽然有炀帝之孙、十三岁的代王杨侑镇守，但大部分有能耐的辅佐之臣当时却并不在长安城内。
李渊的三万人马于七月从太原出发，途中连续突破霍邑守将宋老生、河东守将屈突通的隋军防线，渡过黄河，进入关中，到十月份，终于包围长安。
在这一过程当中，还发生了一段关乎后来的插曲。李渊从太原出兵以后不久，在向隋将朱老生的霍邑进兵时，为多日不止的淫雨所困。当时，有一位白衣老者自称是附近的霍山（霍太山）神的使者，前来指点迷津，李渊才得以从窘境当中解脱。所谓的霍山神，即指当地的士地神、山岳神，乃是道教之神。这一件事情遂成为了唐朝与道教结缘的第一个接点。
到了十一月九日，李渊军发动总攻，一举占领了长安。与此同时，在东方，李密为了攻占首都洛阳，虽然长期以来一直疲于奔命，但却始终末能如愿。攻入长安以后，李渊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隋恭帝），自己成为了唐王。这就是李渊迈向禅让的第一步。
此时，隋炀帝正在江都（扬州）沉溺于酒色之中。他完全失去了对于政治的兴趣，不理政务，每天听到的只有亲信虞世基的谄媚之言。看到这一种情況，被称作“骁果”的亲卫军将士军心浮动，大部分人希望返回北方老家。在这一种情况底下，一批对炀帝不满的大臣推举宇文化及为首领，发动了宫廷政变，缢杀了场帝。至此，前后经历文帝、炀帝两代皇帝的隋王朝宣告灭亡，时为大业十四年，公元618年三月，按照长安方面的年号来说，是义宁二年。
接到了隋炀帝的死讯之后，李渊遂于当年五月，取代了隋恭帝，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元武德。至此，唐王朝宣告成立，李渊成为了唐朝的第一代皇帝高祖。这样子一来，由于以长安为据点，唐朝一开始便站在了号令全国的有利地位，在隋末群雄之中崭露头角。然而，当时的前景仍然很不明朗。以唐王朝的建立为发端，群雄之间的霸权争夺反而愈演愈烈。距离所有人都能够看清楚天下统一大业终将由唐朝来完成，还需要度过数年艰苦的岁月。
作为新政的具体表现，唐王朝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于隋炀帝时代的否定。具体而言，就是首先废除了炀帝在位期间的大业律令，重新回到文帝的开皇律令及其体制之中，即恢复“开皇故事”、“开皇旧制”。具体负责这一项工作的主要是裴寂和刘文静。他们两个人都是从太原时代就开始跟随李渊的亲信。然而，这一段时间其实还不具备从事内政建设的条件。
高祖李渊与正妻窦氏之间有四个儿子：长子李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李玄霸、四子李元吉。除了玄霸夭折以外，其余的三个儿子都参与了唐朝的创建过程。从太原起兵时的年龄来看，建成二十九岁，世民二十岁，最小的元吉十五岁。其中，老大和老二都已经是独当一面的武将。因为在这三个儿子当中，李世民后来继承了皇位，所以史书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多有贬词。实际上，他们三个人都绝非平庸之辈，兄弟三人之间的关系也并不坏。相对于平庸的父亲而言，三个儿子都很能干。我们也可以认为，统一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他们的功劳。
李渊即位以后，立李建成为皇太子，封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因为皇太子作为皇帝的辅佐和储君，不能够轻易地离开都城，加上元吉年龄尚幼，所以对外作战自然以李世民为中心。除此之外，李世民还是一名智勇双全的武将。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秋天，隋炀帝于雁门陷入突厥包围之中时，十八岁的李世民第一个前去救驾。由这一件事情可以略窥李世民之一斑。在唐军进入长安以后，李世民先是击败了自西北来犯的薛举及其子薛仁杲（果）的部队；再是对夺取了唐朝发祥地太原以后大举南下的刘武周、朱金刚军进行反击，夺回了包括太原在内的山西地区。
到了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军与其统一全国的最大的两个对手——洛阳的王世充，以及几乎控制了整个河北、并且正图谋向中央发展的窦建德形成了对峙的局面。王世充原来是隋炀帝所任命的洛阳守将，炀帝驾崩之后，在洛阳宣布独立，建国号为“郑”。当时的局势是，一直以来与王世充对抗的李密已经失败，从舞台上面消失；弑杀炀帝以后北上的宇文化及的军队，也己经被窦建德所消灭。
当李世民所率领的唐军向洛阳进军时，窦建德闻讯驰援，率领十余万大军。渡过黄河，在虎牢关附近与唐军交手。然而，窦建德的大军乃一群由农民组成的乌合之众，面对唐军巧妙的战术一筹莫展，最终在唐军出其不意的攻击之下，迅速土崩瓦解，窦建德本人也成为了李世民的俘虏。窦建德失败以后，王世充一人已经无力支撑洛阳的防卫，不久也沦为了李世民的阶下囚。
被唐朝视作是最大敌人的两大势力就此瓦解，唐朝控制全国几乎成为了定局。其后，虽然窦建德的部下刘黑闼在河北起兵，并与突厥联手攻击唐军；在江南也出现了辅公祏的反抗，但这一些动乱到武德七年，公元624年，为止都陆续被平定。全国统一完成以后，唐朝本来可以开始致力于内政建设了，但此时却又发生了玄武门之变。
自从唐朝建立以后，李渊次子李世民的表现非常的引人注目、尤其是在李世民一举平定王世充和窦建德以后。随着李世民的威信日益高涨，李氏兄弟之间的关系开始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看着弟弟的成功，皇太子李建成感到十分焦躁，并在亲信部下王理和魏徵的建议之下，主动请缨，要求前去讨伐刘黑闼。在王理和魏徵他们看来，平定刘黑闼不仅可以凸显皇太子的存在感，还可以抑制先行一步的李世民势力在东方的进一步扩大，以确保皇太子势力的基础。
通常被称为“山东”的整个东方地区，尽管已经被西方的唐朝势力所制服，可通过窦建德、刘黑闼和李密为首的群雄所喷射出来的巨大能量，已经足以使得唐朝胆战心惊。居于这一种能源爆发中心的，是一些“山东”当地社会的豪门大族，以及有实力的农民们。史书里面称之为“山东豪杰”。
概言之，保持山东的稳定乃是当时一个十分紧急的课题。因此，如何与这一些山东豪杰交涉，并且建立关系，不仅对于唐朝，而且也成为了考验唐政权第二代领导人的能力和资质的一个大问题。无论是皇太子一方，还是秦王李世民一方，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以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关西）与洛阳以东的山东（关东）的对立或曰对比关系，长期以来一直存在于隋唐时代的背景之中，并且不时呈现于表面。唐初围绕着兄弟权力之争的山东问题，实际上就是其中的一环，也可谓是其先声。
面对李建成和李世民之间的对立关系，李渊的幼子李元吉经常火上洗油。虽然李元吉在李世民的领导之下，在征讨王世充的时候也立了战功，但他作为一名武将，能力远不如李世民。因为李元吉本人也很清楚这一点，所以他认为，如果不协助大哥李建成把二哥李世民给压制下去，那么唐朝就不会有自己的地位。与此同时，他还隐隐约约地暗藏着一种野心，即倘若运气好的话，自己或许也可以坐上皇帝宝座。于是，他秘密豢养勇土，寻找各种机会，图谋刺杀二哥李世民。另一方面，李建成经常在关键时刻缺乏决断能力。他只是利用皇太子的地位，通过后宫的女性们来给高祖吹风，以达到除掉李世民的目的。
不知道作为父亲的唐高祖是否清楚儿子们的上述动向，他一贯的做法都是敷衍了事。高祖曾经在口头上说过，要立李世民为太子。而在立李建成为皇太子以后，高祖又不断地提升李世民的地位，任命其为“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等职位。前者“天策上将”乃新设立的位子，其地位在王公之上，与皇太子并列；后者乃负有统辖“陕东道”，即山东（关东）地区的民政军事等全权的最高长官。看到这一些情况，皇太子一方自然会感到恐慌，双方处于一触即发的状态。
有一天，皇太子李建成请李世民赴宴。喝酒以后，李世民吐血数升。人们认为，这是皇太子一方在酒里面下了毒。据说，高祖因此而提议李世民前去洛阳，兄弟俩分别住在东西两京。考虑到以后事态的进展情况，我对于高祖究竟是否有过这样子的提议颇感怀疑。总而言之，最后的结果是这一件事情并没有下文。两大势力以长安为舞台，明争暗斗的结果终于迎来了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的早晨。
在此前一天，李世民决心已定，遂向高祖密奏说：皇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与后宫的女性有不正当的关系，他们淫乱后宫并企图利用这一种关系致我于死地。高祖听闻之后，回答道：“明日当勘问，汝宜早参。”事已至此，只有孤注一掷。李世民第二天早上遂率领亲兵，先是控制住了宫城北门玄武门，再是向迟来一步的皇太子李建成和李元吉发动进攻。在激战之中，李建成和李元吉二人被杀。其后，李世民一边防备着皇太子和李元吉的死党的反攻，一边派遣心腹尉迟敬德到高祖身边，以武力巩固胜利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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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李世民仅仅以一天的工夫，便除掉了敌对的兄弟，并夺取了父亲的实权，将全部权力揽入了掌中。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玄武门之变”。数日之后，李世民成为了皇太子，两个月以后的八月，李世民登上了皇帝宝座，是为唐太宗。当时，他很年轻，虚岁只有二十九岁。
应该怎么样看待玄武门之变？若仅仅从结果来看，恐怕今天的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只是一场兄弟之间围绕着继承人的争斗、或者说是权力斗争的最终结果；属于唐代皇帝更替之际屡见的类似冲突的第一例，他们彼此之间在政治路线方面并不存在大的对立。不过，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六月四日这一个日子正好与突厥前来进犯的时间重合。当时，一个借口讨伐突厥，实际上要削弱李世民的兵力并借机杀害李世民的阴谋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之中。李世民得知这一种情况以后，决定先下手为强，其结果便导致了玄武门之变的发生。由此可以推测，玄武门之变的发生，似乎并不仅仅只有内部的原因。
与此同时，这一件事情还可以让我们联想到两派都十分在意的“山东豪杰”的存在。到了最后一个阶段，李世民一方终于与山东豪杰联起手来，而皇太子李建成方面则对于这一状况非常的警戒。我们都知道，隋文帝在位晚期出现的皇太子与晋王（炀帝）之间的对立，其实也是政权究竟以关中为中心，还是以洛阳为中心的路线之争。倘若联想到即位以后唐太宗的各项政策方针等来综合考量，我们就会发现其与玄武门之变时诸事重叠之处甚多。综上所述，我以为，玄武门之变固然有兄弟围绕着继承人地位之争的一面，也是关乎着唐朝以后走向的一次重大路线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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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带渐宽终不悔
为伊消得人憔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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